第二章 儒家思想對山東企業文化的影響
要研究儒家思想對山東企業文化的影響，就必須理清魯商的發展脈絡，如果連這個也弄不清楚，所謂研究，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第一節 魯商發展脈絡
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魯商的曆史發展大致經曆了五個特點顯著的階段。 而這五個階段，無疑塑造了山東企業特有的商業精神和商業氣質。
一、齊國的商業大繁榮
薑太公初封齊國的時候，那裏到處都是鹽堿地，人口很少，隻靠農業極其艱難。至齊桓公拜管仲為相，齊國便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管仲在國家如何幹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特別是工商業的發展方麵，提出了人們所熟知的“輕重論”。其核心是：君主和國家必須善於掌握和利用經濟領域中的“輕重”關係和市場情勢，積極參與、調控商品貨幣經濟的運動，以此來配合其他封建政治方法，最大限度地獲取政治、經濟利益，保障和鞏固統治。管仲的很多經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其鮮活的生命力，山東國有企業占絕對主導地位與此不無關係。
齊國並沒有明顯的地理區位優勢，但他們把自然資源優勢發揮到最大——勸女功、極技巧、通魚鹽、管鹽鐵，對內鼓勵生產和商業發展，對外則提供極大的優惠政策發展外向型經濟。一時間，齊國成為最大的投資窪地，使“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由此引發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商業大繁榮。
到一百多年後的孔子時，還對管仲十分景仰：“民到於今受其賜”。孔子弟子之一的子貢，複姓端木，名賜，在孔子弟子中最有經營才能，是個大商人，後世稱經商為“端木生涯”。越國大夫範蠡棄官後也到齊國經商，後為陶朱公，經商“三致千金”，後世也把經商稱為“陶朱事業”。
二、運河商業文化時期
商業的本質是商品的流通，商業中心總是與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相聯係。在很大程度上，流通渠道決定著商業區域中心發展的方向。自兩漢至隋運河開通之前，長江是中國商業史的承載之地，南京便成為商業中心城市。這時的齊魯之邦便因之勢微，直到隋運河開通之後，齊魯商業中心便逐漸西移至濟寧、聊城一帶的運河流域，至明清達到春秋戰國之後的另一個繁榮期。
“南有蘇杭，北有臨張”，這是當年人們對京杭大運河沿岸四處著名商埠的表述，其中的“臨”，即為山東聊城的臨清。臨清今位於山東省西北隅，處河南、河北、山東三省交會之處，是幾百年間運河上的一顆璀璨明珠。據清《山東通誌》卷七評說：“臨清州，俗近奢華而有禮，士雖務名而有學；文教聿興，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於東方。”
應該說這種既重利又重文的精神對魯商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就是從這一階段起，魯商——山東商邦開始形成，魯商主要輻射東北各地，但未出現過影響全國的商賈大家，這與晉商、徽商等相去甚遠。
三、商埠經濟時期
清末至民國期間，西方列強進入中國，近代鐵路興起，中國被動尋求突破。1904年，清政府正式批準山東自開濟南、濰縣、周村三處商埠，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重鎮，並為現代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周村，這個齊國故都之地，自古商脈如縷，被乾隆皇帝禦筆親批“天下第一村”。並享有“旱碼頭”、“金周村”、“絲綢之鄉”之美譽，電視劇《大染坊》的故事即取材於此。自開商埠之後，商業更加繁榮，日進鬥金，據說它一個月的稅收額曾比肩陝西省一年的稅收。已與廣東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鎮、河南的朱仙鎮齊名，並稱當時中國無水相通的四大“旱碼頭”。近代民族工商業巨子孟洛川、張啟恒就起家於周村。
孟洛川是孟子的第69代孫，作為儒家亞聖的後代，他並沒有恪守祖先“重農輕商”的道德禁令，而是“左手拿論語，右手拿算盤”，這導致他數次到鄒城認祖歸宗均被拒之門外。也正是受儒家的和為貴、仁愛、禮教等道德規範的浸染，孟洛川把“以禮待客，才能以名得利；以德盛金，方能雄踞天下”作為經商的原則，成為一代名賈。
四、企業經濟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企業及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化生產成為經濟主體。以農業及工業的現代化與市場經濟相作用為特征，自然資源和對資源的支配成為經濟發展的主線。山東企業也不例外。
工業的現代化體現在對自然資源的掘取利用，對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更高要求，以及社會化生活物資需求諸多方麵。而農業，基本上是以滿足溫飽為發展目的，集中於機械化和科學化改造進程中，距離產業化和信息化還有很長一段路。這一階段，大多數企業的管理者還處於政企不分的狀態，自然資源和政府主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產業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的“下海”浪潮第一次衝擊了中國的商業思維。這些“弄潮兒”憑借過人的膽識和冒險精神，從南到北倒買倒賣，搞活了流通，樹立了榜樣，改變了觀念，影響了經濟，擾亂了價格，積累了資本。在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價格改革帶動了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恰恰這個階段的“下海”浪潮，為中國企業家群體的誕生提供了豐富的養分。
五、企業家經濟時代
這個階段始於鄧小平南巡講話的1992年，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人類所麵臨的社會環境又一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網絡化和全球化為經濟發展確立了新的思維向度。就中國而言，充分的市場經濟趨於成熟，真正的企業家群體誕生，企業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主導地位顯現。“資本”和“人本”成為這個階段的兩大特征。
如果說企業經濟主要依賴於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那麽，企業家經濟則意味著資本優勢、管理優勢和品牌優勢。企業家成為企業“車輪”的軸心，特殊的使命。企業家還是時間創造效用的主體，社會的進步，在理論方麵是依靠研究人員和實業家，而在實際工作中則是靠企業家來完成的。因此，企業家是不同於一般職業階層的特殊階層，他們的特殊性是敢於冒險和易於承擔風險。而認識到這一點，對研究企業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新魯商群體中，海爾的張瑞敏、海信的周厚健、山重的譚旭光、中國重汽的馬純濟、青啤的金誌國、皇明的黃鳴，及從山東走出的匯源的朱新禮、中糧的寧高寧等都是在這個曆史節點上開始了他們的企業家之路。他們都是在山東乃至中國經濟的發展中令人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是在中國的商業史上無法繞過的人物。他們所代表的新魯商群體，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有其獨特的商業氣質和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