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歐洲樓房裏，老式的電梯都沒有關門的鍵，隻有開門的鍵，有的連開門的鍵也沒有，歐洲人會慢悠悠地按下要去的樓層，然後耐心等待電梯門自己關上。但是性急的中國人經常會把開門鍵當成關門鍵來按。
專程從南京來歐洲旅行購買奢侈品的林先生已經碰到過好多回這種事了。每一次，他的手指總是比他的腦子快。
“太不人性化了，還是美國好，全世界最大的奧特萊斯就在紐約郊區，一車坐過去，逛一天，什麽大牌都買到了”。
對林先生來說，他的歐洲之旅一直有些磕磕碰碰。即使在他這種並非生活在中國最一線城市的人看來，歐洲也顯得有些老舊和過時了：人民懶惰、經濟衰敗；除了奢侈品折扣店，其他地方都吸引力不大。但就連奢侈品折扣店，開門的時間也相當有限，每周末和晚上總有大把的時間，讓像林先生這樣的中國遊客“想花錢都沒地方去”。
“商店老關門、工人老罷工”，這是中國遊客在歐洲最常見的抱怨之一，其他常見抱怨還包括“牆角總有一股尿騷味”、“到處都是扒手和騙子”、“不像個發達國家的樣子”。
無論是《最後的晚餐》真跡、大衛像的原作，還是米蘭大教堂、巴黎聖母院，都彌補不了一些中國遊客對歐洲的種種失望，他們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剛猛的，而不是舊的、慢的、迂回的、隱晦的、含蓄的，而後麵這些，恰恰是歐洲人珍視、試圖保留和呈現的。
這種“文明的衝突”在中國人的歐洲之行中無處不在，難怪美國《紐約客》雜誌的駐京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會選擇參加一個華人歐洲旅行團來觀察中國人，他們在盧浮宮裏一路狂奔，因為導遊指示“時間有限，隻夠看鎮館三寶”，最後他們圓滿完成了見到三寶的任務，但沒在任何藝術品前駐足停留。
在很多中國人眼中，意大利是一個衰落中的歐洲二流國家，還有一句流行的俏皮話是—“意大利就是歐洲的中國”。鍾情於意大利的策略分析師李淼在網上憤怒地反駁：那些說意大利是一個二流國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意大利。而在意大利生活了近20年的鄧京紅對“意大利人與中國人十分相似”這個說法的回應是：“是的，我們的缺點非常相似，但是和意大利人的優點比，我們還差得遠”。
那麽他們的優點是什麽？鄧京紅用機械製造為例說明，中國製造企業成長的速度太快了，以至於他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善於製造但稱不上精於製造、樂於製造，中國企業做事的典型方式是：你告訴我怎麽做，然後我給你貨。而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則是，你告訴我你想要什麽，我來思考怎麽實現，從製造模具一直到優化產品—他們不但製造產品，還享受過程，盡管這種樂趣在這個世界有時候會顯得比較奢侈，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這也就是歐洲經濟危機所具有的兩麵性：等經濟形勢好轉，意大利人乃至歐洲人積累下來的品味和創意還是可以在全球市場獲得高溢價，這一思考方式並不會因為經濟不景氣而受到損害；經濟不好，也許僅僅通過冰冷的經濟數據來看，歐洲已經是“哀鴻遍野”，但整個8月，意大利人都在悠閑地度假—他們對於工作、人生的閑適看法緩解了經濟危機對人的心理造成的衝擊。
從全球化的趨勢看，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國人跟我們所見的歐洲人其實會越來越相似：中國的年輕人對閑暇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他們將會在父輩所積累的財富上逐漸找回個性自由，並進行對自身、社會的反思；而歐洲年輕人也可能會一改在父輩所打下的基礎上無所事事的現狀，窮則思變，越來越勤快。人們始終隻是處於不同代際間的循環中而已。
這正是我的意大利之行的感受：經濟危機下，人們生活得未必不幸福，而在沒有經濟危機的社會裏，人們的幸福程度也未必和GDP成正比。而古老的歐洲文化中所蘊含的智慧，對於正在積累財富的大路上埋頭狂奔的中國人來說，始終是具有借鑒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