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1/4～1/3的人口擁有華人血統，一半以上的曼穀居民或多或少擁有華人血統，泰國前總理他信在中國—東盟貨物貿易減稅行動啟動之日赴粵尋根，這都充分地顯示了中國與東盟之間這種特殊的社會聯係。泰國是海外孔子學院培訓人數最多的國家，截至2011年年末已有60餘萬泰國人在孔子學院接受了漢語學習培訓。在泰國民眾中聲望甚高的詩琳通公主少年起便在中國留學，漢語熟練，在泰國出版了多部譯作，包括池莉小說，熱心推廣漢語學習。
馬來西亞1/4人口是華人，是中國境外唯一建立了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套華文教育體係的國家。
越南文明開化源出中國，越南古典官方正史《大越史記全書》將傳說中的涇陽王祿續定為越南始祖(相當於軒轅黃帝在中國的地位)，而涇陽王祿續就是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之子，當今越南政府當作始祖每年舉行官方祭祀的“雄王”(傳說建立了“文郎國”)是涇陽王祿續之孫，滅亡文郎國建立甌雒國的安陽王蜀泮則是被秦國滅亡的古蜀國王子。除上述傳說色彩濃鬱的人物和政權外，越南可確認的最早政權是秦朝建立的象郡地方政府(轄區涵蓋今日廣西西部和越南北部、中部)，上千年裏一直是中國郡縣，通行漢文，漢化程度大大高於當時中原王朝羈縻統治下的漠南、漠北和西域(即今天的內外蒙古、西藏和新疆)。目前漢語借詞約占越語詞匯60%，在某些領域占70%~80%，王勃這樣的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埋骨越南。五代十國期間，越南方才脫離當時割據嶺南的南漢政權而自立，但曆代君主和實際執政者往往出自閩粵桂三省人士。率領越南軍民贏得抗擊蒙古勝利的偉大民族英雄陳國峻就是福建移民建立的陳朝宗室，他精通漢文，用漢文所著兵書詩文已成為漢語言文學的財富，其麾下有大批逃亡而歸的原宋軍官兵。
越南經濟最發達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區也是明清之交由河仙(今越南堅江)、東浦(今胡誌明市和同奈省等地區)等漢人自治政權開拓、建設起來的。其中，目前TCL越南公司總部和工廠所在的胡誌明市和同奈省，本來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逃亡的明朝龍門總兵楊彥迪、副將黃進及高雷廉總兵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士卒及眷屬3000餘人開拓的，越南南方阮氏政權將其安置在這片當時屬於真臘(柬埔寨)的荒地自治，借助他們防禦真臘和暹羅，鎮壓各派敵對力量，並開發這片蠻荒的土地。這個早期中國最大的移民集團開荒墾殖，將這片地方開發成整個越南的穀倉，他們建立的華人城市堤岸一度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大米市場。特別是原明朝高雷廉總兵陳上川，在越南南方生活36年，率領逃亡明朝軍民墾殖開發，傳播中國文化，為越南阮氏政權拓土保疆，戰功赫赫，最終得授都督高職，死後贈輔國都督，封“上等神”，享春秋二祭，受到當地華越人民長久緬懷。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本來僅僅割據南方半壁江山，又一度失國，最終得以複國並進而一統北方，湄公河三角洲漢人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全方位支持功不可沒。二戰剛剛結束時，胡誌明號召越南人民全國起義爭取獨立解放的檄文也是用漢語白話文寫作的。二戰之後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越南方才全麵改用拉丁化“國語字”，近年來要求全麵恢複漢文教育的呼聲日益高漲。共同的文化傳統和人緣聯係有利於中國企業開拓越南市場。
地域相連、文化相通決定了越南在曆史上就是中國居民跨國經商的熱點。為發展經濟、增強國力，越南曆代政權也往往著意招攬擁有技術和資金優勢的中國居民，以至於越南成為近代以前中國在貿易和采掘、冶煉等產業部門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鎮。至少從後黎朝起，越南便積極吸引華資華工開發境內豐富的礦產資源，“各鎮金銀銅錫諸礦，多募清人開采”(越南阮朝《大南實錄》卷三十五)，太原宋(送)星銀廠、交趾都龍銀礦、興化蠍嗡銀廠等就是當時越南規模較大的華資企業。某些華資礦山及其附設的冶煉廠員工人數極多。根據《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卷四十三記載，有些華資礦廠“傭夫”(即雇傭工人)上萬。考慮到當時中國國內滿清政權因害怕漢族人民聚集反抗而嚴厲限製、禁止在明朝已有長足發展的礦業開發，即使素來號稱“英明”的康熙、雍正諸帝也不例外，海外投資對保留、發展中國礦冶技術和組織能力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居住在我國境內並接受普查登記的外籍人員593832人，其中緬甸、越南兩國分別以39776人、36205人排名第四、第五。同時，除了已在東南亞居住生活幾代甚至十幾代的華人之外，還有大批中國公民在東盟國家留學、就業。筆者在泰國就看到了不少中國留學生和當地企業、金融機構聘用的中國員工，且當地企業聘用的中國員工來源地已經從廣西、廣東之類的南方省份擴大到了天津之類的北方省市。
中國外經貿戰略的東盟基石
基於上述經濟與社會基本麵因素，在中國的對外經貿戰略中，東盟順理成章成為我們優先選擇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夥伴，更是中國提升對外經貿層次、效益的突破口。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中，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必須積極參與。而我們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應該是鞏固與自己經貿、政治聯係密切地區的關係，擴大參與全球性經濟競爭的“根據地”，通過區域一體化加快貿易和經濟的發展，並推動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經貿規則。由此觀之，在東亞區域合作和亞太區域合作這兩個部分重疊的框架中，東亞區域合作對我國更為重要。這不僅是因為我國與東亞經濟體之間的經濟、政治聯係更為緊密，也是因為在東亞區域內我們對區域經貿規則發展的影響力顯然高於對亞太區域經貿規則發展的影響力。
對中國而言，東亞區域合作分南北兩翼，北翼為中日韓經濟合作，南翼是與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由於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角逐，也由於現實的力量對比和未來發展趨勢，決定了中國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必須采取“先南後北”的戰略。對於東亞各經濟體而言，發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是有利的，借此可以降低對美歐市場的過度依賴，逐步擺脫集體為美國充當商品製造車間和供應低息融資“現金牛”的命運。但區域內主要國家對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的暗中爭奪使得事情複雜化，區域外勢力的參與把這潭水攪得更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