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中國製造的“鬥士”

最難時把國庫券當作差旅費

最艱難的時候應該是1993年，那一次宏觀調控，國家是采取硬著陸的方式對經濟進行調整。那個金剛石的設備一下子訂單一夜之間沒了，這個調控之前是供不應求的，大家排著隊拿著現金在這等。

當時艱難到什麽程度呢?資金都非常緊急。梁總(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把保險櫃那邊那些國庫券都拿出來，兌成了現金給人出差作為差旅費，那是非常艱難的時刻。是那個時刻開始，企業需要尋找新的出路。

機械行業的野蠻生長

過去幾年我們過得很快樂，但是那種快樂是比較虛幻的，是難以為繼的。過去那種超常規的發展，實際上是行業的發展已經進入一種完全無序的、野蠻的生長狀態。

我們推出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或者基礎設施投資來帶動中國經濟抵禦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影響。這種情況作為短期的這種刺激措施，這是可以的。但是長遠的經濟發展來講我們不可能長期依靠這種方式去實現增長。

這是最好的時代

大家都進入這個行業，實際上是破壞了整個行業的秩序和生態，是不利於這個產業發展的。現在這一輪調整我認為是通過市場可能是優勝劣汰一些比較低質的品牌。行業整合以後行業才會有更好的、健康的發展，所以我說這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政府發展的思維已經發生了大幅度的調整，作為企業來講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 一個是創新，一個是轉型。降低成本，提高自己的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營運能力，采取這些措施來應對目前的這個環境。

工程機械行業產生霧霾少

我們也在做這些工作，比如說創新，減少燃油的消耗。其實我們這個行業產生的霧霾是非常少的，因為工程機械它不屬於一個高能耗的產業。我們的挖掘機應該是全世界最省油的挖掘機，其實這一點是我們的賣點，也是我們的一個競爭力。

美國起訴奧巴馬

當初我反對凱雷收購徐工，是因為我們國家那個時候還沒有保護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甚至機構和措施都沒有。美國人在中國的投資在我的概念裏麵還沒有一項投資因為國家安全問題被否決了。這個跟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關係，這個講的是在目前這種現實的政治和格局下麵，每個國家都應該有對自己國家的安全考量。

我在美國起訴奧巴馬，因為奧巴馬是以國家安全理由否決了我在美國的投資。我說中國對美國是非常信任的，我們用的手機、用的軟件、用的電腦，我們坐的飛機基本上都是來自美國。我們三一風力發電的設備，就是一台風機都會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通過總統令來限製這種投資，你不覺得這裏麵反差實在是太大了嗎?我三一在美國，我受到了這個質疑，當然我要通過法律去告訴他，我沒有幹這個事情。

政府應給企業公平的機會

其實站在純商業這個角度來講，一個政府的公開投標，是應該給所有品牌和企業機會的。如果我講，隻許用中國品牌，不許用境外品牌，那可以講我是民族主義分子，但是現在恰好相反，相當於指定了隻能用進口品牌和民族品牌或者國產品牌，甚至其他品牌都沒有參與的機會。

沒有梁穩根 我不會來三一

我們經常也吵架，也會為一些問題發生很激烈的爭執，但這些都絲毫不會影響。一個是合作，另外一個組織有組織的規矩，就是在組織原則的框架下來解決這些問題。大部分企業家、理性的企業家，他不會說靠“一言堂”去經營企業。三一實際上是一個合夥製企業，我們這些合夥人在一起合作幾十年了，也沒有發生什麽大的問題。

假如說我目標是把這個企業做大做好，我就不會那麽任性。任何老板都會對自己的這個企業負責任，沒有說一定要自己家族的人或自己的子女去繼承，肯定會從有利於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去做自己接班人的培養計劃。

我把青春獻給你

我跟企業一起成長，我覺得我還是非常快樂的。很多女孩子講我把青春都給你了，我在開玩笑，你不給誰給誰，你也留不住的東西。你在這裏工作，為工作付出這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我覺得也不存在得和失的這些問題。本來這就是一種責任，因為任何人做事都這樣的，你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本文來自三一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