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了所有橫跨在長江上的大橋之後，孫麗發現，那些拉索式大橋，橋塔的形狀要麽是H形，要麽是A形，“橋塔的受力模式，和履帶起重機的受力模式相似，那麽它們的結構也應該有相通之處。”
XGC88000履帶起重機被設計為前車、後車兩個部分，中間用橫梁連接，在工作時，通過約20米長的4組履帶，實現整車強大的吊裝功能。
為解決一車多用及接近5000噸自重的運輸問題，XGC88000履帶起重機在設計時就采用了模塊化的方式。
大噸位起重機通過自身部件組裝，變形為一台小型起重機，以適應不同的工作需求，提高設備的利用率及運營經濟效益——這個課題是世界工程機械行業的夢想，但一直無法真正實現。
“模塊如何劃分，功能如何實現，很多問題都難以解決。”孫麗說，這個拆分和重組，遠遠不像小孩玩積木那麽簡單。
她也曾直接拒絕業主單位的類似想法，“幹不了”，因為這隻是一個概念。
但是，為解決起重機的經濟效益問題，這一設計必須實現。“所有部件的設計理念都得發生變化，都得是組裝式的。如何實現模塊通用，同時具備大車與小車的功能，具體實現大車與小車的轉換，做了幾十個方案，結果還真做出來了。”
看到最終成果，孫麗本人也覺得神奇。
這個裝備在2012年首次亮相時，好評如潮。孫麗自己則寄予了特殊的感情，“擔心用戶不會用，擔心自己寶貴的東西讓別人用壞了。”交付之後，每次吊裝她仍然要趕到現場，看見路麵不平，她都會向施工方提出意見。
被拒簽的“小學生”
時間回到1989年，孫麗開始學習工程機械前一年，作為徐工集團重型機械廠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王民第一次被派到國外。那是去德國的利勃海爾參加為期3周的起重機技術培訓。
擺在王民眼前的是漆成黃色的整潔的起重機，一排排如藝術品。
那時的利勃海爾是全球最先進的起重機產出地，在它的產品達到800噸水平時，中國才生產50噸級的產品。
關鍵是，那時國內企業都以“賣掉產品”為目標，“沒有質量意識，也沒有用戶意識。”王民回憶說，上世紀90年代初徐工集團曾經出口過一批產品，下船後，客戶問為什麽送來二手貨。
“漆掉了，生鏽了，包括電鍍的油缸、螺栓都鏽了。”王民說，客戶最終拒收。
“那時西方已經進入奧迪時代，我們仍然開著手扶拖拉機。”在利勃海爾的這次經曆，有一個令王民終身難忘的情節。
德國老工程師曾熱情地告訴他們：“你們用攝像機全錄製下來也行。”但是午飯時，中方翻譯人員說，老工程師後邊還跟了一句話：“反正你們再怎麽學，也永遠做不到。”
“但是他們不讓日本人看，因為日本人學得太快了。”王民覺得，德國人向他們毫無保留地展示，“是覺得那是小學生看研究生的作業”。
這件事，在徐工集團的工程師中傳講了十幾年。如孫麗一般的年輕工程師，無一不曾被此激勵過。
2006年的上海工程機械展覽會上，利勃海爾的高管在看到徐工集團的200噸、300噸全路麵起重機後說，在中國找到了真正的對手。
2011年，王民隨徐州市領導去美國卡特彼勒參觀。後者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機械和礦山設備生產廠家。對方卻把他從進廠參觀的名單中劃掉。
“但是，我很驕傲。”王民說。
此前在2009年，向來標榜最開放的“工程機械奧林匹克”慕尼黑寶馬展覽會，徐工集團派出上百人的技術團隊赴會參觀學習，結果簽證一再被延期，最後許多人被拒簽。
“尤其是主任設計師以上的工程師，全部被拒簽。”王民回憶。
2012年6月20日，2000台徐工產品發運海外，這是“中國工程機械第一大單” 的一部分
國家工業基礎能力的瓶頸
從“小學生”到贏得尊重，曆程艱難而漫長。
在“買圖紙的時代”，中國人顯得窘迫。“吊臂安裝後，伸縮時不平順。”徐州重型機械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單增海說，有一次組裝，吊臂伸開後誤差甚至達到四五米。
為了解決吊臂問題，用4根鋼板焊接成四角形，以實現吊臂伸縮。但西方國家已經實現了六邊形吊臂，“吊臂的邊越多，受力越合理。”單增海說。
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西方製造業實現了圓形吊臂，中國在2004年也有了這一技術。
80年代之前，中國起重機行業進展緩慢。90年代，徐工集團開始與日本、德國企業合作，“當時叫技貿結合，引進技術，同時作為銷售商銷售他們的產品。”
但以世界先進水平為目標的自主研發也在此時起步。徐工集團的第一批自主化產品，其主要零部件已可以實現在國內配套體係中組裝、生產。
最終拉動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曆史性發展的，是新世紀以來的工程建設高潮。徐工集團起重機的銷售額也從1億多元起步，5年內銷售額增長高達80%以上。
可是，單增海也承認，西方先進企業的產品技術仍領先不少。
國家工業基礎能力不足，帶來的煩惱很多。
“不太相信命運，喜歡抗爭，隻相信自己的努力、奮鬥”的王民坦言，如今中國在核心零部件等方麵仍然存在瓶頸，“現在普通產品，市場容量大的產品，包括零部件，一般國內都能製造。但是涉及大型、超大型設備，特別是在可靠性上有嚴格要求的，國內企業仍然難以提供配套。”
單增海舉例：發動機、液壓設備、變速箱、高強度鋼材等方麵與西方差距不小，部分零部件仍然隻能依靠進口。
以高強度鋼材為例，幾年前國內剛剛研發出拉斷力為96公斤級的鋼板，但柔韌性很差，折到90度左右就會開裂。西方企業早已實現130公斤級水平，在幾乎對折的情況下也不會開裂。
此類高強度鋼材價格昂貴，96公斤級進口價格原為每噸3.5萬元。國內實現這一技術後，進口產品降價到3萬元以內，而自主產品價格不足2萬元。
“越涉及基礎問題，研究周期越長，市場見效越慢。”單增海說，“我們不可能去投建一個鋼廠，這需要國家基礎工業的整體進步。發動機、變速箱，情況類似。”
但徐工集團以及中聯重科、三一重工，已經組成了中國工程機械向世界挑戰的“集團軍”。
“20年前，看國際工程機械類同行，完全是仰視。”王民說，現在，“基本可以平視了”。隻是，“我們很多大型國有企業、政府，仍然迷信國外，這和多數國家對待自己國內企業的態度完全不同。在重大裝備上，國家和政府更要關注國內的企業和產品。”他認為。
而孫麗對我們記者回憶起讀書時校園裏張貼的宣傳畫：一個工程師戴著安全帽，胳膊下夾著一摞圖紙，匆匆走向車間。這個畫麵曾令她久久憧憬。“現在我也是這個樣子，真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