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處可見的書展官方微信二維碼、出版社設立的數字出版展台、和數字出版有關的活動……雖然大家依然是因紙質書的出版而聚集在一起，但是昨日開幕的北京圖書訂貨會毫無疑問是至今為止最數字化的一屆。
出版社宣傳加入微信二維碼
數字化幾乎體現在展館裏的方方麵麵，就連主辦方發放的記者證上都印上了官方微信和官方網站的二維碼。而展館裏更是隨處可見巨大的易拉寶，上麵寫著“關注北京圖書訂貨會官方微信號”，易拉寶下方是坐在圓球上背對背的一男一女，各自拿著手機刷屏。如今仔細觀察的話，會發現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內的眾多出版社都在展台的背板上加上了自己的微信和官網二維碼，新媒體顯然已經成為出版社營銷的方法之一。
而像中信出版社、中國出版集團更是專門在展區內特設了數字出版展台。中信出版社的數字出版展台擺放了包括手機、ipad在內的多種數字閱讀載體，許多路過的讀者在展台進行體驗，豎立的大屏幕上顯示的則是中信的多本電子書內容。中國出版集團的數字化展區詳細列出了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裏，集團數字化戰略的過程。
蔣方舟談新技術：單個抵抗是無效的
不僅在有數字化展台，中信出版社昨日上午連續兩場活動都和數字出版有關。一邊是數字出版的平台提供者們談論他們眼中數字出版的發展現狀，另一邊則是內容提供者們訴說他們對數字出版的看法。豆瓣閱讀高級產品總監戴欽將2013年稱為豆瓣閱讀的“艱難轉變”，讀者們終於開始逐漸接受和願意嚐試數字化閱讀。中信出版社新媒體負責人許洋認為數字化將閱讀的門檻降低，將閱讀從小眾變得更大眾。
數字化確實影響了越來越多的人，蔣方舟就說自己前段時候在手機上看完了王強的三本商戰小說。蔣方舟說這段話的時候，站在台下的讀者回應道：“我也喜歡在手機上閱讀，《喬布斯傳》什麽的都是在手機上看的，當然都是盜版的。”蔣方舟舉了閻連科前陣子去香港的例子。她說閻連科第一次去香港的時候發現到處都買不到墨水，於是再去的時候他就自己托運了兩瓶，結果墨水都碎了，將衣服染色。“我覺得這是一個隱喻，今天如果還用以前的方式寫作，很難堅持下去，而且要付出某種成本才能完成。而在新技術的影響下，單個的抵抗是無效的。”在講了閻連科的故事後，蔣方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她好奇在技術的改變下，書寫是否也會發生變化，閱讀的載體是否會影響作家書寫的內容。
比蔣方舟年長的馮唐對數字化的影響相對不敏感一些，他認為不管讀者閱讀載體是什麽，都不會影響到他的寫作。但他承認，隨著一次次搬家，自己家裏的紙質書越來越少。“但我覺得紙質書在我這一代人中不會消失，但是電子書閱讀比例一定會增加。” 新京報記者 薑妍
■ 名家新作
馮驥才：我們的非遺就是在賣藝
“中國搞民間文學的專家從民間收集來、整理好，並通過漢王輸入數據庫的口頭文學，現在有8億8千7百萬字，按每30萬字出一冊的話，我估計要出3000冊，我想把這套書列入計劃。”昨日，在北京圖書訂貨會舉行的“馮驥才新書發布會”上，馮驥才如是說。同他宏大的構想相呼應的是他豐富的新作，此次他一共帶來8本新書。
我的一天相當於兩天
這8本書分別是《文化詰問》、《春天最初是聞到的》、《離我太遠了》、《一百個人的十年》（修訂版）、《淩汛——朝內大街166號》、《西歐思想遊記》、《文化先覺——馮驥才文化思想觀》、《中國木版年畫代表作》。馮驥才工作繁多，除寫作外，還從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擔任教職，究竟如何做到著作如此豐富？馮驥才說總有人問他一天到底睡幾個小時，“其實我有訣竅，是我的忘年交謝晉告訴我的，就是下完班5點回家睡‘午覺’。”馮驥才每天8點起床，到中午12點這段時間都在處理案頭工作，“比如田野調查需要看的書，研究的資料。”午飯後他會到自己的學院去，處理工作事宜，比如采訪、接待來客，最多會安排七件事，下午5點半回家，“到家就睡一個小時，醒了洗把臉，吃個飯，看完新聞聯播，感覺所有白天的勞累都放在睡覺前了，有第二個早晨的感覺”之後馮驥才會工作到淩晨一點，“所以我的每一天等於有兩天”。
“文化產業化”造成極大傷害
如此豐沛的精力，讓馮驥才對未來有很多規劃，他希望今年可以辦一次畫展，希望寫1979年到1989年的中國文壇，不過他認為這都隻是個人的事情，而最重要的工作還是文化遺產保護。他認為如果可以完成口頭文學的出版，就能讓世界看到中華民族對人類的貢獻。但他對文化遺產的保護仍感悲哀，“文化產業化的說法，是最無知的說法，對文化造成了極大的傷害。”馮驥才認為文化產業的概念是成立的，但這不是文化界該做的事，“美國做迪斯尼不是作家做的，不是文化部門做的，是企業家做的，我認為文化部門不應該做文化產業，而應該做精神文化的工作。”馮驥才說文化有一部分可以生利，但有一部分不能，產業化會讓不能生利的文化變得生利，這是很大的破壞。“我們的非遺就是在賣藝，它已經不生長在原來的土地、家園上了，非遺的傳人就是在打工，這就是文化產業化的結果。而我們的傳統村落就是圍城，外麵的人希望進去，在裏麵開發、賺錢，而裏麵的人因為太窮困了，想出來過城市生活。”馮驥才說。
阿來：寫《瞻對》“發願”衝突消失
“藏人寫作時都會在書前寫一首詩，以此表達自己寫作的願景，在佛教裏叫做發願。我發願在保證文化多樣性的同時，衝突也能從這個世界上消失。”昨日，在新作《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北京圖書訂貨會的首發式上，阿來表達了自己此次寫作的願景。
施戰軍
《瞻對》開啟了非虛構寫作新時代
《瞻對：一個兩百年的康巴傳奇》是一部非虛構曆史文學作品。阿來通過瞻對清朝至新中國成立200餘年的命運，梳理出漢藏關係於曆史上的發展變遷。《瞻對》最初發表於《人民文學》，昨日《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在首發式上說雜誌開辟非虛構寫作欄目以來，發表的作品都是與現實相關的題材，但阿來的寫作為非虛構文學拓展了一個新的品種，就是非虛構曆史文學的寫作，“他針對我國曆史上的關鍵節點，探討國家民族的大問題，開啟了非虛構寫作的新時代。”施戰軍認為阿來選擇瞻對這個地方入手，實際上是選擇了中國社會曆史中的一朵花瓣，“他從細微入手看到曆史長河的深處，從小的方麵發現大問題，是知識分子非常重要的本事。”
阿來
我想呈現衝突發生的前因後果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梁鴻鷹表示，米蘭·昆德拉曾說，文學的功能是抵抗遺忘，但他認為文學還有一個功能就是提醒在前進的過程中，我們總在不斷重複曆史上曾做錯的事情，“我們沒有記住教訓，反而一遍一遍重複這些錯誤，這個比較可怕。但阿來在翻閱幾百年的曆史檔案時有一種問題意識和發現的眼光。”他認為阿來挖掘出了曆史上被遺忘的細節，並發掘這些細節背後的意義，讓我們反思已經形成習慣的思考方式，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固化看法。阿來說他正是抱著希望衝突消失的動機來寫作，以此回望曆史，想找少數民族不和諧的根源，“我上溯的時間不算多，300多年，看出了一些問題，現在很多文學寫作是為了強調衝突而寫衝突，我不想強調衝突。我的發願是消滅這些衝突，如何消滅，就是要了解前因後果，我把這些呈獻給關心這個社會的人，算作我一個小小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