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投資缺口大概每年1000億美元，我們隻能覆蓋其中的15%，實質的缺口非常大。”泛美開發銀行副行長Alexandre Meira da Rosa在第九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上表示。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周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占全球貿易額的22%、占全球人口43.4%，這意味著巨大的項目投資以及資金需求。

多位多邊金融機構負責人和專家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麵對“一帶一路”投資缺口，要吸引社會資本加入，調動機構投資者資源，實現融資結構多元化。

資金缺口

龐大的基建需求背後，是巨大的資金壓力。

“目前沿線的基礎設施投資大部分是央企去投，依靠‘兩優’貸款、絲路基金等政策性支持，貸款利率大概低於市場利率6%~8%左右。但由於‘一帶一路’沿線投資風險較高，民企也很難拿到低息貸款，直接投資基礎設施的積極性不高，更多是工程承包等項目投資。”一位接近監管層的專家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據全球基礎設施中心2017年發布的《全球基礎設施展望》報告預計，到2040年，全球基建項目投資需求將增至97萬億美元。此外，預計到2040年，全球基建投資缺口超過15萬億美元，相當於基建投資赤字的16%。按照目前的投資趨勢，屆時97萬億美元中將有19%即約18萬億美元無法獲得投資。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現任博鼇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在2018年的博鼇亞洲論壇上表示，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所做測算，2016至2020年，除中國外，亞太地區國家僅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麵的需求，每年大約為5000億美元，但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所能提供的資金總額每年僅為2000億美元，兩者相差3000億美元，約占所涉地區GDP的5%。周小川認為，按這一比例推算可知，“一帶一路”全部覆蓋區域中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每年將超過6000億美元。

從“一帶一路”基建投資的資金來源來看，央企更具優勢，更容易獲得政策性貸款和一些國際組織的援助基金、低息貸款，利率可能隻有2%左右。民營企業如果是上市公司，可以借助資本市場融資，但如果是非上市公司，則主要依靠自有資金投資。

中國進出口銀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李忠元近日表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中國進出口銀行支持“一帶一路”建設貸款餘額超過8300億元。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清單涉及進出口銀行的28項貸款協議中，已有23項生效，其中14項已實現首次放款。

“我們目前在海外的工程項目儲備大概是8000多億人民幣，2000多個合同。有我們控股投資的，也有小比例采取墊資、BOT、EPC等方式，”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燕明告訴記者，“但EPC占比不大，總承包占比較多。我們跟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都有合作，目前在海外通過‘兩優’貸款等引進銀行融資的形式是最多的。”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一些援建國家的資金需求比較大，例如南非、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基礎設施差，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他們發展的重點任務。這些基建領域，民企競爭力不足，目前是央企直接投資帶動民企，民企成為所需設備、大宗商品的供貨商，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建設中。

引入民資

“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最初的一哄而上到現在回歸理性，大家已經發現解決融資問題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海外投資企業對於融資的需求更加迫切。如果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基建投資，我想在這些國家會有更大的需求。”畢馬威全球中國業務發展中心全球主席馮柏文（Vaughn Barber）表示。

但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較高，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回報周期長，民營企業的投資熱情如何，以及怎樣吸引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基建投資是業界關注的重點。

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年報顯示，2017年私人資本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總額是933億美元，處於10年來第二低的水平，僅僅高於2016年。社會資本不活躍，是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市場一致的痛點。

前述接近監管層的專家告訴本報記者：“民企海外投資一般是收購礦產，或者通過投資海外項目帶動自身產品出口，更多地為了在當地搶占市場，直接做基建投資的很少。”

“目前民企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通常會投資建立產業園，一方麵是看中當地市場，就近供貨產品價格更具備競爭力，有利於中國品牌走出去；另一方麵是看中當地的要素成本，比如土地、勞動力等成本相對較低，有利於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有效的資源配置，提升產品競爭力。”趙萍說。

馮柏文認為，現在就全球來講，私人資本可提供的資金量還是比較大的。但是，這些資本持有者會在評估項目周期回報率之後才做出選擇。因為很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前期投資是非常大的，如何讓資本持有者看到投資回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相關政府機構幹預，他們更加願意看到是否會有一些契約的公布，隻有這樣，他們才有可能考慮長遠風險的影響，並在有投資回報時做出新的投資決策。

談及海外投資風險，趙萍認為，主要是四個方麵：一是政治風險，政局動蕩、政權更迭；二是社會風險，比如投資過程中當地社會組織、宗教組織的反對；三是經濟風險，投資目的國的外資審查、準入、運營、相關零配件等行業標準，以及融資成本高、投資回收周期長等構成的綜合風險；四是法律風險，不僅是對不同國家法律的熟悉程度，還要麵對投資過程中法律環境的變化。

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在互聯互通層次的核心，打造多層次資金平台、構建多元化投融資網絡至關重要，多家金融機構也表示歡迎更多社會資本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本文來自中國經營報)